当时的金矿中学不知现在会有多大的变化。在我心目中的确是一所美丽的学校，几座楼房依着山势错落有致，从下操场爬到上操场恐怕得有百八十个台阶吧。而从上操场到办公楼有一条曲曲折折的小路，那其中有个小亭的园子是否还在？当年亭子下边是教工的鸡舍与兔笼，这里曾发生过多少半夜鸡叫的故事，估计同窗们回想起来都会哂笑。办公楼的前面有一颗酸枣子树，真是一棵浓荫蔽日的大树，到了季节树上就挂满了串串酸果，棍子什么都够不着，只好用石头飞砍，相信很多人并不十分欣赏那股浓酸味（真的是酸得要命），而是要显一显自己的臂力与准头。

传达室应该早换了人，当年那位大爷有一只半人高的做种的大公鸡，这么一只在娇妻美妾里雄纠纠气昂昂的家伙不巧碰到一位极具准头的小哥，一块石头过去正中头部,他最终选择把它葬在了肚子里，这是一种动机还是一种补救，小哥在检讨书里没有解释清楚。

主楼就是学校的门脸，这栋砖木混合结构三层楼房当时容纳的是初中部。初中部燥动的情绪有时候会把整个校园都点燃，满嘴冒胡茬子而且喉节往外鼓突的男孩就象是开叫的公鸡显得格外好斗，而笑靥如花的女孩又何尝不是某些事端的导火索和催化剂呢？这个时候的男生与女生会敏感得跟PH酸碱度试纸一样，仍记得当年地理课老师把“暖流”发音成“卵流”时的情形，在男生们的哈哈大笑声中，老师摸不着头脑，害羞的女生则低下涨红的脸。

除了补习的那年，学习成绩上我始终摆脱不了千年老二的命运。初中时候超我一个身位的人换来又换去，到了高中更是让同班一个女生压得抬不起头来。老实说，当时矿山里的学习风气并不好。地处偏远，恍若世外桃源，被屏蔽的不仅是信息还有压力，的确，人如果没有被逼到悬崖边，恐怕都不知道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当时中学的教师一茬接一茬地往地方上流失，高考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考老师，一个有着多年教学经验的优秀毕业班教师必定会潜心研究历年来的高考试题，以找出其中的命题规律。回想当年的状态，的确是有些井底之蛙的懵懂与逍遥，不知道自己在一场以全省毕业生为对手的竞争中所处的位置，高考惨遭“滑铁卢”是必然的。

多年以后回想那次失利并不觉得有什么后悔。本应该花在课本上的那些精力也没有浪费，玩？的确是玩了，也算玩得有价值有意义吧。

从小学到中学，春游这项古老的季节性活动一直开展得如火如荼。南方的春天常常是阴雨连绵、连月不开，所以天一放晴，大家的心就开始蠢蠢欲动。小学三年级前是带饭出去，叫野餐；三年级以后就开始在外架锅做饭，称为野炊，到了高中，在外面搭起帐篷过夜，谓之野营。这样的活动中，大家比平常更团结协作；比平常更集思广益；也显得比平常更幽默风趣。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有一张春游的照片——从上至下是三个颜色带：蓝蓝的天、金黄的油菜花、清澈的溪水，卷着裤管的同学几个一摇一晃地谐趣其中。快乐的内涵有时很简单，就是心的放飞，像旷野中的炊烟袅袅地升空，也就彻底解开了心之奴役。

足球是一项几乎把班上所有男生一网打尽的活动项目。在足球兴起之前，男生们都有自己小的娱乐圈，个儿高的男孩喜欢与个儿高的男孩凑一块儿，性格差异也可能成为同学结伴的分水岭。是足球把大家联系到了一起，就如同这份狂热不分黑人白人一样。大家开始相互欣赏，开始有了共同的荣辱感。高三那年最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在矿杯赛中被“突然死亡”，当时我们在小学操场上（这是当初唯一一块能够充当足球场的地方）5比1大胜坑口队，我直传GUO SEA，他冷静地盘过最后一名后卫，打入了第一粒入球。但赛事主办方随即取消了我们参加剩余比赛的权利，理由是高三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这件事让我们耿耿于怀了很长时间。

对于往事的回忆往往会驻足于那些让人好玩的时刻，想想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老先生不也一样？你可能记住某一次开怀大笑，也可能记住某一次钻心的疼痛，但有谁还记得老师讲过一道什么样的习题呢，虽然你可能重复听过好多次。

小学时候的很多记忆显示那是一个物质紧缺的年代，一个空弹壳，一个废纸烟袋，甚至于一片包糖纸都有可能成为一件收藏品或是一件交易品。我现在对于一个叫“皮纯辉”的女同学仍记忆非常深刻的原因是从她那里交易来亦或是受赠了好几张“港票”——香港邮票，虽然他两年后就转走了。在我印象中的另一个收藏大家是“廖国忠”同学，他有好多现在看起来已经颇有价值的邮票，包括象“太平天国”这样的老票。我的日记里应该还记有我的一本邮册失而复得的命运吧。包糖纸被纳入收藏在当时而言是一种“时尚”。糖纸的稀有程度和洁净度平整度决定了它的价值。这些夹在书里的收藏品通常会在课间拿来交换，这种交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男孩和女孩之间日渐萌生的敌对情绪。而纸烟盒会被男生搜集起来叠成一个个的三角形来做一种摔拍的赌博游戏。更有甚者，废旧电池顶部的塑料盖被也被搜来成为一种赌资，玩法简单而奇特，各出一半在桌面上摆成一溜，甩头一吹，吹翻了多少就得多少。现在的小朋友恐怕想象不到当初滚弹子的游戏对于他们的父辈有多大的吸引力，游戏规则有点象高尔夫球的比洞赛，看谁先进洞，不过练的不是挥杆而是弹指功；玩法也有点像门球，在靠近洞口的同时还要千方百计地阻击对方。滚弹子后来也发展成为一种赌博，地上画一方框有如擂台，就象两个拳击手一样，两颗弹子在圈内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方位，然后看准时机进攻，把对方击出圈子就为胜，胜者当仁不让地将对方弹子收入囊中。我小学时候的邻居就是此中高手，回到家里常会把赢来的各色玻璃弹子对着亮光细细地欣赏，那神情就有如一个珠宝商。

“恶做剧”可能是男孩骨子里的劣根性，而矿山里十来岁的男孩子身上这种劣根性尤其明显。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深刻并且应该诚恳致歉的几件事包括：一次在楼上叫唤弟弟，趁着他仰头之际准确地将一团煤渣扔进他的口中；一次违背了交战公约偷偷地将一枚“铁弹”扣在弹簧枪里把一位曹姓小朋友打得鼻血横飞；一次把半尺多长的肥硕蚯蚓塞在女同桌的文具盒里几乎让她昏厥；当然做为“狗头军师”在孩子堆里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的事因为太过频繁就不算在内。我的这些个恶搞跟一个刘姓的小学班友比起来又不在一个层次上，此君上课时爱钻在桌子底下搞监视，要是看见了男生和女生的脚不经意有所结触，就会爆料出来说别人谈恋爱，现在看来他真是当记者的料。更为典型的“群赖”现象发生在冰冻之后，放学了，很多男孩在小学校门口的路边排开，就好象阿拉斯加的熊每年会在固定的时期来到固定的河段守候过往的鲑鱼一样。这是一个比较长的斜坡段，当有骑车人经过时，所有的男孩子会像升堂的衙役一样低沉地唱喝，骑车人正惊讶地四处张望时早已滑倒在冰面上，随后的咒骂声也只能淹没在一片哄笑之中。“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就是儿时的顽劣心态最准确的解释，也算是一个成长时期的特征吧。

记得妈妈小时候看完我的日记后常说：“除了玩，你就不能写点别的？”。的确，那个时候就是想尽办法玩。玩，绝对不应该是一种罪过，尤其对于孩子们。应该说孩子们在玩中所表现出来的某种天赋取向更应该值得家长注意。实际上我从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一种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艺人品质。

上小学的时候，课桌都是那种双人桌，没有上油漆，几乎每张课桌上都会张开一道板间的合缝。就是这些带缝的桌椅给了我们无穷的快乐。当时流行一种“机器人”对战游戏，这种竹节机器人恐怕多年以后也和孔明的“木牛马”一样只能见诸于文字记载了：一根结实的牛筋线把机器人的身体及四肢都串接起来（手和脚至少由两截组成），把牛筋线穿过桌上的板缝，从下面拉紧，这个小机器人就会直立在纽扣做的脚面上，玩家在下面扯动绳线，机器人就会在桌面上活动起来。这些家伙被制造出来只有一个目的——角斗，手里提着竹制或是铁制的兵器，见面就厮杀成一团。我制作和操控的武士一直保持着很高的胜率，因为我在制作的每个环节上都非常考究——对竹子原料非常地挑剔，皮要光，圆度要好，打磨截面时也相当仔细，这些都会影响到机器人的灵活度；兵刃的制作上可谓实用性与艺术性并举，把一根粗铁丝一头锤扁，用小挫刀打磨成青龙偃月刀的形状。同时在操控手法上我也有自己的心得，当年一招必杀技“旋风斩”就令好几位“大侠”断筋裂骨而退。

 除了篆刻，我对雕塑也很痴迷，非常怀念那匹石刻的圆雕小马，不记得使坏了多少把小刀，不记得在手上留下了多少疤痕，就是那么地执着一念，直至它脱石而出。我的一位朋友要了去，又很遗憾地将它摔坏了还给我，清晰记得那种怅然心碎的感觉。

“到我们屋里逮饭喀，有麼得不好意思的撒”。这是一句标准的矿里话。矿里人说吃爱用“逮”，但局限于“逮饭”这一固定搭配，具体到对象上，则要用“掐”，如“肉掐得多、菜掐得少”。

矿里人嗜肉，可能和水土有关系。一天不吃肉，就觉得肚子里没油水，寡得很。而辣椒与肉是天仙配，不沾点动物油，辣椒就不香。肉里不放辣椒，尤其是牛羊肉就压不住膻气。

矿里人爱吃熏肉，那种烟熏火燎的味道被诠释成一种独特的香味。尤其是一种叫老腊肉的，不是刻意熏制的，而是挂在烧柴的灶头任它从烟中汲取草木灰的清香。好的老腊肉犹如一段乌金，洗净后切出来，肥肉透亮，瘦肉暗红，入口回味悠长，宛如陈年老酒。不过这种食肉之法被认为是不科学的，理由是其中的炭化物会致癌。熏肉最初可能只是人们用来保存肉的一种方式。一般到了年关才舍得杀猪，又没有冰箱，把肉腌制了熏一熏甚至可以吃到来年六月。

在河钨工段溪对面有一排简陋的屠宰房。每天早上凌晨都能够听到猪噪的“ Help ”。到了天亮的时候，那些散布在马路边的大案板上就半扇半扇地搁满了鲜肉。屠夫收来的本地猪并不十分英俊，耳朵耷拉着，鼻子短粗，切开来背部半尺厚的肥膘在阳光下闪闪的。但吃起香气四溢，所为物华天宝，这些猪也是饱食了山间精华，苞谷、红薯、草根什么的，生长期至少一年，才能长到一二百斤。

小的时候喜欢去买肉。那个时候卖肉还没有分级别，肥肉和瘦肉搭配着卖。屠夫也鬼得很，刀削开瘦肉层后突然一撇，肥肉层准比瘦肉层厚，看你要急，随便割点添头往秤盘上一摔，一副亏大了的样子，其实他秤上已经做了手脚。还有的屠夫解剖学实践得很好，不露声色地把一块骨头完整地包在肉里头给切下来，让你回到家哑巴吃黄连。

矿里人爱吃火钵菜，尤其是冬天吃起来格外舒坦。花椒、干辣椒皮、青蒜是少不了的，去肉腥。除了牛肉，羊肉、狗肉都是要带皮的，炖出来汁浓味香。肉消灭得差不多了就取些青菜来下在油汤里，象蒿子杆、油菜（小白菜）什么的，不沾染点肉气简直就难以入口。也有下荷包蛋的吃法，总之要把这一锅子的精华统通打点到肚子里，然后摸着肚皮、剔着牙缝，一口一个爽字。

矿里人吃野味的癖好由来以久。早先有一伙职工过着一种近似于传奇的生活，一到周末就三三两两地骑着摩托车进山赶猎，车座后面跨着两个大箩筐，里面蹲着威风凛凛的猎狗。赶猎的程序一般是让狗群把目标搜索、追赶出来然后射杀。这些倒霉的家伙中有麂子、野猪、野兔等等，甚至还有豪猪。有的东西只能用腥臊难御来形容，但是有的人吃得津津有味。

那个时候矿山在资源管理上存在很大漏洞。我记得上中学时，“军火交易”都开进了学校里，比如说用雷管换火药。想想上课的时候你的同桌突然掏出一根雷管来炫耀是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但这就是当时的矿山，有点野蛮、有点疯狂。

有一天，矿里突然办起来一家养鸡场，现在想起来那真是一个划时代的里程碑——以“速成”为标志的养殖业开始“侵蚀”到矿山里。一开始，人们还欣喜地发现鸡肉变嫩了，想想一支老鸡要炖烂了还是挺费火的。但渐渐地也发现鸡肉的味道变淡了，鸡也变傻了，毫无血色、两股战战的样子，和那些在山上游荡着寻觅野食的前辈们相比，它们已经失去了本能、失去了品质。

我感觉到一点做人的悲哀与无奈，其实并不是要吃多少，而是要吃得营养，吃出健康。我怀念从前的日子并不是要怀念以前的穷困，而是要怀念以前的真切与实在。

地处湘西，矿山实际上是一个丘陵向山区过渡的地貌。这里的山多是馒头山，爬上这些小山，远远地又能看见大山在云雾中的身影。不要小看了这些并不十分奇峻伟岸的山头，象波浪一样连绵起伏，还真的容易迷失方向。听说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外来劫匪驾车逃窜至此，情急之中弃车逃往山里，警察没有盲目跟进，而是守株待兔，劫匪在山里转来转去又转回了原地，自投了罗网。

我的父亲十八岁就到了矿山，对这里的变迁最熟悉不过。据他的描述，这里以前还存在原始次森林，倒在林子里的大树要想拖出来都很困难，可见树木的密集程度。而如今，除了本地农户的承包山头会有树林或竹林以外，大多数的山头都长满了灌木和茅草。除了激增的居住人口要消耗资源外，当年那场“农业学大寨”式的造田运动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损失无法估量。

开门见山，矿里人的视野中天空只占一小半，另外一多半留给了山。生活在山的臂弯里，山就是一种依靠。

矿里人家的灶一般会有两个灶眼，一个用来烧煤，一个用来烧柴，烧罐装的液化气还是我上了大学以后的事。煤是凭着蓝皮的供应本从煤场里拉来的；而柴可以从农户那里买，更多的则要靠自己从山上“搜刮”。

做樵夫的通常会把一个木头刀架挎在腰际，柴刀就插入刀架在屁股后面晃荡着，很是神气。那个时候山上的野茶子树很多，这种树质地比较硬，也比较耐烧。喜欢跟着父亲去打柴，喜欢那种劈荆斩棘穿过灌木丛时弄出的“哗啦啦”声响；喜欢柴刀吃入树木时虎口震得酸麻的感觉；甚至觉着柴捆在肩背上打转时那种呲牙咧嘴的生疼也格外提精神。

到了城市才知道好的实木家具是一种奢侈。很长一段时期内，矿里人都喜欢把木匠请到家里来打实木家具。杉木成材快，木质轻，可拼接成面板或隔板，梓木木质细腻，不易变形，就用作框架。家里的原木是一根根积攒起来的，母亲是个有心人，从街头偶遇的掮客那里、从常相往来的农户那里她都能淘到好材料。

那个时期的手艺人非常的可亲可敬，做活有规有矩。下料之前，木匠已经成竹在胸，尤其是方料的裁切，总会有一个最优化最经济的方案。主人家需准备一条长长的砍凳，砍凳上有一个铁制的 V 形挡块，木料就顶在上面加工。木匠加工方料的时候都是先打墨线，用斧子或是锯子大致抠出形状，然后用刨子精加工表面，这个时候，伴随着“吱啦吱啦”的轻响，刨花会从刨膛里迸射出来，木匠不时停下来把木料的一端轻轻端起，眯缝着一只眼细细地扫描加工面，那神情既满足又挑剔。木匠干活的那些日子，家里弥漫着一股刨花的清香味。这些刨花是烧柴时最好的引燃物，和着那些边角废料都塞在麻袋里。锯木屑也得留着，入冬前熏腊肉的时候正好派上用场。

南方的冬天天气阴冷，冻彻骨髓，烧木炭取暖是矿里的习俗。木炭的质量和原始的木质有很大关系，一种被称作柞木的灌木是很好的原料，这种木头烧制成的炭硬而脆，断面乌黑发亮，有发射状的裂纹，烧起来劈里叭啦作响，火力大，烟子少。最流行的烤火模式就是用一个铁管焊制的桌子罩在火钵上，再在上面铺上一床小被子，一家人就围在桌子旁边，把手拱在被子里取暖，如果桌子分两层的话，还可以把脚伸到下层去煨一煨（不过脚臭味是一大遗憾）。火钵里的火不必烧旺了，用灰半掩着，让炭慢慢地烧，被子很好地将热量裹住了，同时也避免了炭灰在人的呼吸层面上飞扬。现在电炉取暖慢慢普及了，但人的心里却空落了、沉寂了。

从矿山出来多年了，故友相逢畅谈旧事，免不了要提及“矿里人如何如何”。曾几何时，“矿里人”三个字就开始圈定了生活在矿山里的复杂群体。

矿山里的人如果按籍贯来分的话可以说是五湖四海，虽然以本省人居多。 1980 年，还曾经有一支番号为零零五三六的部队进驻帮助勘探。

湖南由于交通不发达，造成方言众多，山里山外、河东河西都可能存在发音上的差异。就如同不同的歌手发音部位不尽相同一样，虽然话从口出，但这些方言各有各味，有象鸡公打鸣一样高亢的，有如百灵一样婉转的，也有象牛哼一样沉闷的。

所以生活在矿山的人每天都要与不同的方言打交道。外地刚转来的学生最苦恼的事就是要面对操不同方言讲课的老师，也就是说要先过语言关。

方言与方言之间既相互冲突，也相互融合，久而久之，在矿山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方言——称之为“矿里话”。“矿里话”在发音上介于沅陵腔与桃源腔之间。既不象桃源腔那么高亢与婉转，也不象沅陵腔说起来那么依赖喉部发音，语调相对比较平缓，字音基本上与字典靠谱，听起来易懂，说起来上口。在矿山出身又一块儿混大的孩子相互之间就是用“矿里话”进行交流，但回到家里面对父母的时候可能又要用到母语。

到了北京，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印象是湖南人讲普通话不太容易，口音很重。但真正的“矿里人”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因为他们掌握发音的本领非常强。

矿里人具备很强的独立性与生存能力。矿里人的子女就如同撒出去的菜籽，撒到哪儿就能在哪儿安家立业。艰苦的环境反而能够磨炼人的性格，矿山里很多职工都过着一种半工半农的生活。上班之余还要自种一些庄稼甚至喂上几头猪。我并不觉得上山干点农活就担误了学业，反而是更早地从收获的喜悦中体会到了汗水的价值。

矿里人大多比较乐观。打小就不断地从玩笑与自嘲、甚至是恶作剧中寻找乐趣。看看小时候写的日记，都是写玩耍，写争斗，而且玩中透出巧劲，斗中透出机智来。

矿里人也是比较野性和刚硬的。在矿山里新化一族的人是出了名的野性，爱抱团，尚武斗，长相也是相当的英武，头发浓密，有的还带着自来卷。感觉自己在矿山还是相当文雅通俗之人，但在大学同学眼里，我算得上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个例子就是专爱拣大热天的中午去跑步。说到特立独行，我想起小时候一个高姓邻居的故事，这娃儿就是“不信邪”，睡午觉也要爬到阳台的水泥栏上去睡，结果睡着后一翻身从阳台上咕噜下来了，好在二楼有个遮阳篷给缓冲了一下，没丢了小命。

矿山在地域上更靠近常德地区，曾经一段时间也归常德地区管辖，后来划归到了怀化地区沅陵县。沅陵县是出了名的贫困县，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越穷越容易滋生蛀虫。政府里的人一面雇大学生来大书特书政绩业绩，一面也要力争“贫困县”的帽子以获得额外的财政支持。金矿算得上是这个贫困县的摇钱树，有事没事县里的官儿们就组团跑来揩油，矿山为他们承担了不少的会务开支，也支出了不少永不言还的借款。

出于对愚昧与贪婪的蔑视，在外我常说自己是湘西人，但从来不说自己是“沅陵人”。

唐代刘禹锡被贬到湖南时写的《浪淘沙》之六云：

日照澄洲江雾开，淘金女伴满江隈。

美人首饰王侯印，尽是沙中浪底来。

在这首小诗中，他指出沙金最容易聚集的地方是在澄洲（指江心小洲）和江隈（指江流的弯曲处）两处，也是淘金最合适的地方。而常德、桃源附近的沅水河床中确实含有沙金。我的叔叔就曾经在沅水上的采金船上工作过，这些采金船采掘河底的泥沙，然后用洗床、洗槽等工具将细小的含金颗粒从泥沙中分离出来。

有沙金则必有脉金。金常与其它金属一起夹在岩石中形成矿脉，称为脉金。裸露的含金岩石风化后，金脱离矿脉被雨水冲刷流入河中，自然沉淀在河床底而形成沙金层。相对于沙金，脉金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但不容易被发现。

矿山的矿脉是金锑钨的共生体，这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吸引了不少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前来考察和研究。 1995 年至 1997 年，由中南大学地球物理学家何继善教授指导的科研组对矿山深部资源进行了探测，成果表明这座百年老矿仍然具有丰富的矿藏资源。

黄金向来就是财富的代名词，矿山人就有贮存黄金的习惯，几乎家家都有，或多或少而已。比较霸气一点的会把一个大得象扳指一样的金戒指套在手指上。后来一度发展到小学生也开始佩戴黄金首饰。

企业生产的黄金是制成金砖后直接上缴国库的，所以散落于民间的这一部分黄金主要来自于沙金，也有通过土炼制法从矿石里提炼出来的。

民间贮存的黄金大多呈小疙瘩状，非常便于交易。买卖时对于黄金的出处也很追究，因为这可能决定了黄金所含杂质的多少与种类。一般说来，只含银杂质的黄金为上品，色泽清亮。而含有铜、钨等杂质的金在色泽上要黯淡一些。具体到交易中，恐怕只有真正的行家里手才能明察秋毫。

私人开采脉金是非法的，但所谓天高皇帝远，而且政府里的人和私人矿窑之间又存在着利益关系，所以曾经一段时期，私采黄金之风盛行，称之为“打洞子”，如果找到矿脉就谓之“打红了”。就如同现在的小煤窑一样，打洞子是一种狂热的行为，暴富的人有之，血本无还者有之，还有一些外来打工仔则没有能够活着走出来。

黄金，是财富之源，也是罪孽之源。

湘西一个既寻常也不寻常的矿山就是我的出身地。矿山规模不大，一万左右的定居人口，当时的在职人数约两千人左右。说它不寻常，因为这是一个金矿。

从319国道上拐进来的一条马路曲曲折折地向前延伸着，居民区散落在多个山坳里。即便是那么窄小的马路，旁边也会见缝插针地树起小店铺什么的。在矿山要找一块象足球场那么大的平地太难了，读中学时，运动会的田径项目也大都在马路上进行。

这条马路到了末端开始顺着山势往上走，进入矿区了。那些灰乎乎耸立在山坡上的建筑远远看过去，有一种肃飒与森严的感觉。轰鸣的机器声、倾倒矿石的钪锵之声不绝于耳，长长的烟囱里呵出来的黑烟或者白烟也是充满了干劲和活力，真的是一派壮观景象。

矿石从地底下开采出来，粉碎后进行筛选，比重大的留下来送进冶炼炉。黄金因为它超常的比重会从熔岩里分离出来。即使是废弃的炉渣里也含有丰富的矿物质。我们当时有一种义务劳动叫“捡贵锑”，拿着小锤把炉渣敲开，从里头把凝结成块的锑给抠出来。真的很喜欢锑块拿在手里那种沉沉的感觉，有时候还是热乎乎的。炉渣一度被用来制砖，矿里早期的一些房子用的就是炉渣砖，但据说炉渣砖有幅射，后来也就停用了。

除了堆积成山的矿渣，沉积在山谷里的尾沙也是这个百年老矿标志性遗迹。一道拦沙大坝堵在两个山头之间，称之为尾沙坝。高峡出平湖，经年的尾沙在山谷里越积越多，形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宽敞平面，小的时候就常在上面放风筝。

尾沙呈灰白色，那些灰色的细小颗粒中含有钨等金属，父亲说过尾沙也是一笔财富，只是当时的技术水平所限，难以将其中的矿物质提取出来。据说小日本想买，因为他们有成熟的技术。喜欢光脚踩在尾沙上那种柔和细腻的感觉。因为毛细作用，沙面上总是保持潮润，如果你不停地在同一个地方踩，脚下会越来越软，因为不断有水渗上来。

尾沙坝附近有一个竖井，这也是我们能够到达的最接近矿井的地方，矿工们就是从这里出入地下。高大的井架，周围散乱着废弃的铁轨与矿车，神秘而凄美的气氛适合于拍一部动作片。

这边上有一溜平房，我的一个同学老万曾住在其中。平房的四周有几块菜圃，青青的菜色秀出荒芜中的生机。生活对于每一个人的意义都不尽相同，重要的是你要学会乐天知命。

矿本部就象一个中心节点联系着工作区与家属区。这也是矿山里难得的“开阔地”。矿本部大楼确实有些年头了，外国人监制的，外墙被粉刷装饰过好几次了，但代表它身份的木质地板和楼梯一直没变。大楼背面的山上有一个象天坛一样圆形的厕所，应该也是洋人设计的，里面的蹲位是扇形的，显得很宽大。即便是后来去了首都，好象也没有见过如此独具匠心的厕所。

矿本部大楼的前面有一个篮球场，有四个正规的场地。当时职工联赛非常地红火，有时也邀请外面的兄弟单位过来打几场友谊赛。矿队当时没有特别高或是实力特别突出的球员，但打的是整体，有几个犯规水平还很高，小动作不大但很管用，裁判也难以察觉，这样的人我们有点戏谑地称之为“赖子”，但现在看 NBA 的电视直播，发现“赖子”还很多，看来“赖”没有什么不好，一种战术而已。

篮球场的前端有一个主席台，这里也曾经是大型集会的场所，当年马季、江昆、赵彦等一帮子笑星就曾经在这里露天演出，有名的相声段子“五官争功”就是在这里首演的。当时的音响设备不怎么好，演员下了台个个都声嘶力竭。

工人俱乐部就坐落在马路的对面，既是影院，也是工会的办公所在地。当时为了修建它，把后山都掀掉了一大块。我对工人俱乐部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不仅是因为我的父亲曾在这里办公。而是我真的从这里的资源中受益。那个时候矿里经常放电影，大厅里里挂着的大幅电影宣传画也会经常更换。假期跟着父亲在布面上画电影广告现在看来真是难得的实习经历，三米左右的画幅，瓶装的广告颜料，一幅画要画上两三天。

影院里有一个很好的木质舞台，现在恐怕还留着我们的汗渍吧。放了学就来这里练习武术和体操，现在哥儿们虽然已经散了，但炼就的坚定与执着会相伴一生。

现在的舞台上不会再有人演“七品芝麻官”了吧。父亲那一代人真的会营造一种“群众文化”，字正腔圆地唱京剧，有板有眼地和二胡，戏里戏外地钻研角色，台前幕后地组织演出，不为钱也不为名，既愉悦群众，也愉悦自身。到了我们这一代，胡吃海喝之余，还真的没“戏”可唱。